《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编译手记

2019-01-24 20:47

《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编译手记



  2013年9月初的一天,何海波老师来电告诉我,全国人工委行政法室想搜集域外行政诉讼的立法情况,以供当时立法机关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参考。何老师问我是否有意愿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我觉得这十分有意义,就立马答应下来了。

  按照当时的设想,这项工作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搜集域外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律文本,并组织人员翻译,汇编成书;二是将国内已发表的介绍域外行政诉讼法制的学术论文汇集起来,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资料,一并提交给全国人工委。

  在接到任务后,我就着手开展了上述两项工作。搜集已有的学术论文并不难,借助“中国知网”等电子数据库,就很容易地整理出来了。而法律文本汇编工作,却颇费思量。我花了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了不少比较行政法和法律史的资料。这一阶段的状态,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终,整理出了一份8个域外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行政诉讼立法状况清单。同时,将我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以及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立法作为附录列入其中。我将这份清单发给了何老师后,得到了他的肯定,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将清末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一并收录到附录部分。至此,全书的框架就初步定下来了。

  一些法律已经在国内有了译本,有的甚至还有多个译本。我们作了甄别和比较,尽可能地挑选其中内容完整、反映法律最新修改情况、翻译质量上乘的译本。例如,美国的《联邦侵权求偿法》,最初找的是于安教授翻译的、发表于《国外法学》(《中外法学》的前身)1988年第6期上的译本,但在对照原文后发现,这个译本仅是部分翻译,最后收录本书时,选用了于安教授翻译的、发表在行政立法研究组编译的《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的完整译本。又如,德国的《行政法院法》,朱林教授早在1999年就出了个译本,作为附录放在其翻译的平特纳著的《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考虑到这个译本难以反映最新的立法修改情况,最后我们选用的是刘飞教授新近翻译的稿子。

  有的法律还没有译本或无完整的译本,我们专门请人进行了翻译。法国的《行政诉讼法典》,此前已有一个由王敬波教授翻译的稿子,发表在《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上。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个节译本。为此,何海波老师请当时正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天昊(现为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助理教授)翻译全文。陈天昊博士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翻译出了近13万字的文稿,这个被誉为“行政法母国”的行政诉讼立法的面貌,才得以完整地呈现于中文世界之中。英、美两国没有颁布专门的行政诉讼立法,相关成文法规则散落于部分单行立法中,骆梅英教授和我对这些单行立法中涉及司法审查规则的条文作了节译。

  而清末和民国时期几个重要的行政诉讼立法,我们尽量选用刊载在官方公报上的权威文本,以准确地还原当时立法的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我最初是在台湾地区著名法史学者黄源盛教授纂辑的《平政院裁决录存》(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一书的附录部分找到的。黄源盛教授收录该立法时,特意注明系出自“民国三年7月21日政府公报”。循此线索,我翻阅了这一天的北洋政府《政府公报》,找到了原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35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7-21页)。在将其与黄源盛教授录入的文本对比,发现二者存在着部分出入。本书最终选用的是《政府公报》上的文本。

《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编译手记

  在经过了文字录入、排版和校对后,我们大约在2013年11月初的时候编制出了《域外行政诉讼法汇编》和《域外行政诉讼法参考资料》两本册子,并寄送给了全国人工委行政法室。

《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编译手记

  2014年11月1日,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通过,我们决定将该立法也收录到书中,并附上了新旧法对照表。相应地,书名也调整为《中外行政诉讼法汇编》。2017年《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后,我们又对相关内容作了调整。

  书本内容的调整还不仅限于此。2015年2月,《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法典》获得通过,本书原稿中收录的俄罗斯部分的资料已显得过时。为此,何海波老师请国内著名的俄罗斯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黄道秀教授翻译了这一全新的法典。黄道秀教授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翻译出了这部长达15万字的法典,其敬业精神令后辈肃然起敬。

  今年6月份,当本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发布后,不少师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和期待。有同仁形象地评价说,这本书是“法学基础设施”。西法东渐这么多年,法律领域确实仍有不少关键基础设施亟待铺设。我们对于外国法律的认知,如日本著名学者樋口阳一教授所指出的,依旧是“不足”,而非“过剩”。

  通读本书,有助于增进对于域外行政诉讼法制的认识。读者会发现,法国的《行政诉讼法典》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编纂的成果,而是官方开展的法律汇编的成果。这多少可以修正我们对于这个行政法发源地和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认知。澳大利亚作为普通法国家,却出台了成文的行政诉讼立法——《行政决定(司法审查)法》。当然,该法的规定深受英国普通法影响,其实是对普通法的一种成文化表达。美国行政诉讼领域的成文法规则,居然是规定于《行政程序法》之中的。可见,这部法典名称中的“程序”,是一种包含诉讼程序在内的大程序概念。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法典》第62条规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行政机关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规定往前可追溯到《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典》第249条的规定。在中国《行政诉讼法》上,举证责任倒置条款一直是学者们引以为豪的规定。上述俄罗斯行政诉讼上的相似规定,是否与中国的规定有某种亲缘关系,也值得去做一番考证。

  透过本书,也有助于唤醒国人对历史上的行政诉讼法制的记忆。当前行政诉讼领域很多争论的问题,其实可以在故纸堆中找到答案。例如,关于要不要设立行政法院以及如何设立,在1906年晚清三大臣奕劻、孙家鼐、瞿鸿禨呈奏朝廷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按语中,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回答。当前热议的行政公益诉讼乃至监察制度的改革,在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肃政史制度中,也可以汲取部分经验。此外,行政法学人孜孜以求的设立概括式受案范围条款的主张,其实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和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中就得到了实现,检讨这两部立法中的概括式受案范围条款的成效,也有助于我们评估这一修法建议的可行性。

  一言以蔽之,寻求行政诉讼法制的完善,不仅应学习外国法,也应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经验。

  首先要感谢的是本书的各位译者。正是他们的慷慨同意,成就了本书。素未谋面的叶必丰教授、吴东镐教授和康贞花博士,在收到我邮件后,第一时间就将授权书和译稿原文寄给了我。王天华教授还专门对此前的译本作了修订,将增加入最新修改内容后的《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提供给了我们。同时,感谢诸位译者对这本书出版所给予的极为耐心的等待。

  其次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婧女士。在本书“马拉松式”的编辑历程中,她付出了极为繁重的劳作。即便是在她临近休产假之时,还不忘叮嘱我本书出版的事宜。在进入出版流程后,有很多次,我们临时提出调整书中部分内容的要求,在她的努力下,这些要求全部得以实现。她从专业编辑的视角给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是在何海波老师的主持之下编译完成的。大到编排体例、选取译本,小至调整格式、斟酌字句,他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他对细节的关注让我不敢懈怠,而乐于接纳不同意见的心怀又令人工作得十分愉悦。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的宋湘平和姜丽梦两位同学协助开展了文稿录入和排版的工作。初稿形成后,正在选修何老师的《中国行政诉讼法》课程的米粒、武琼、赵丽君、阎承琳、陈安琪、杨彦威、王博文等研究生,也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王圭宇、吴欢、刘猛、谢晶等青年学友为我提供了不少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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